1937年夏，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挂出“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招牌，官商合办，资本二百万，吴觉农任总技师。两个月后卢沟桥炮响，上海沦陷，这块招牌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、再退重庆，由官商合办逐步转为贸易委员会统制下的国营外销主体，中心工作从“复兴华茶”改成“以茶易货、换炮换药”。

中茶总办事处上海北京路垦业大楼

抗战八年，中茶公司不是一家普通的国企——它是前线背后的“茶叶后勤部”，而围绕它聚起来的那一代茶人，把仪器、种苗、揉茶机和账本，全扛进了烽火里。择其与中茶直接相关者，谱其大略。

抗战时期中茶公司发布的茶品广告

吴觉农：中茶两块招牌的同一个人

1936年入中国茶叶公司任总技师，1937年6月股份公司开业留任，抗战爆发后转实业部国产检验委员会茶叶产地监理处副处长，1938年起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专员兼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身份，主持内地茶叶集运香港、对苏易货谈判，签下第一份茶叶易货协定；同年推动《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》出台，在浙皖赣闽湘鄂设茶叶管理处，1939年华茶外销跃居全国出口首位。

1940年他争得中茶与贸委会拨款，在重庆复旦办中国第一个高校茶叶系，自兼主任；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退东南，1942年把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钉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麓，任所长，推行四省十一茶区茶树更新千万余丛。1949年11月，他以东华门大街29号国营中国茶叶公司首任总经理身份，把1937年没说完的“复兴茶业”续完。

胡浩川：祁门到场长，复旦到武夷

与吴觉农合著《中国茶业复兴计划》的安徽六安人，早年留学日本静冈学茶，回国后掌祁门茶叶改良场，把“祁红”品质与国标意识刻进中茶早期章程。抗战中西迁重庆，任复旦大学茶叶系教授、系主任，接替吴觉农托管系务，培养第一批茶学本科人才；建国后任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。

他常讲“茶人不离场、工厂不荒废、茶园不生荒”，是中茶体系里把“改良场—大学—国营公司”三段焊起来的那一个。

蒋芸生：从永安到崇安的副所长

浙大农学旧人，原在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，1942年应吴觉农之邀辞原职北上崇安，任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副所长，与主政的吴觉农搭班子，管栽培与推广。武夷山赤石企山那几年，东南各省十万茶园、千万丛台刈更新，蒋芸生跑现场多于坐办公室。

王泽农：化学入茶，中茶技术中枢

留日、留比背景的农化专家，1940年前后入复旦茶叶系，后赴崇安茶叶研究所任研究员，把土壤化验、鲜叶理化、制茶化学带进中茶科研线。建国后入中茶公司技术系统，是“茶叶化学”这门课在中国茶学里的开路者之一。

张天福：9·18揉茶机与武夷示范茶厂

福建协和大学出身，1939年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合办“福建示范茶厂”，他任厂长，庄晚芳副之；厂址后来整体并入1942年迁来的贸委会茶叶研究所，成为武夷山所的底子。他发明的木质手推揉茶机取名“9·18揉茶机”，勿忘国耻四字钉在机器上。

庄晚芳、陈椽、李联标：武夷山里的“十大茶人”半数

1942年前后，崇安茶叶研究所聚过近代中国十大茶人中的八位：吴觉农、胡浩川、蒋芸生、王泽农、陈椽、庄晚芳、李联标、张天福。庄晚芳原任福建示范茶厂副厂长，陈椽掌武夷制茶所，李联标后去贵州湄潭中央实验茶场（中茶与经济部合办），把东南与西南两条科研线都系在中茶名下。

冯绍裘：滇红一出，西南茶区补东南之失

1938年秋由中茶派往云南顺宁（今凤庆），试制大叶种红茶，寄样香港得“红茶上品”回电；1939年中茶与云南经委、富滇新银合办云南中国茶叶贸易公司，顺宁实验茶厂出滇红五百担运伦敦，一吨茶换十吨钢的战时账，从这里算起。他是中茶把外销基地从东南转向西南的关键执行人。

孙寒冰：不是茶人，却是茶系之父

复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，非茶学出身，1940年拍板同意吴觉农在复旦设茶叶系，并在日机轰炸中奔走拨款；筹建期内遇空袭牺牲。中国第一个高校茶学系，是用他的命垫了第一块砖。茶人谱里不写他不完整。

这一代茶人，分处上海北京路、香港干诺道、重庆北碚、武夷赤石、顺宁凤山、湄潭象山，职务有总技师、有场长、有教授、有副所长，但账是同一本账：1939年华茶外销全国第一，对苏易货换回飞机药品；1943年武夷茶翻山运苏换回战斗机；1949年后东华门大街29号把茶再换成工业化外汇。

新中国建设的“创汇茶”

茶不会说话。但中茶公司抗战八年的提单、易货合同、台刈清册和复旦茶叶系第一届毕业生名单上，密密麻麻全是他们的名字——不一样的是制服与公章，一样的是“以茶报国”四个字，从1937年北京路写到1949年东华门，没改过笔锋。